思想者|胡键:当我们说文化自信,其实是在谈论一种“成长力”

 

【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上海社科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胡键研究员看来,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很多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文化有关。因此,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关键“必须从文化入手”。以下是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演讲


文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遗传密码,自始至终都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的作用有时候是隐性的,有时候则是显性的。但是,无论如何,文化对社会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因此,在十八大报告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那么,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文化自信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体会。

 

【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关键“必须从文化入手”】

 

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很多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文化有关。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中国发展也遭遇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虽然主要问题出在经济上,但根源却在经济之外,在文化上。因此,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关键“必须从文化入手”。

 

从文化入手,就是要通过提高产业素质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经过3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顺利,而粗放式发展虽能带来量的提升,却不能保质。经济的品质取决于产业素质,提升产业素质就必须大力提升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当前,中国的国力要素发展仍然不平衡,不仅表现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发展不平衡,而且硬实力内部、软实力内部诸要素的发展也不平衡。从总体上来看,呈现出硬实力“量大质低”和软实力“量小质低”的状况。从文化入手,既要夯实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底蕴,更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来推进中国的产业更新和科技创新。

从文化入手,就是用文化来滋养人心,提高国民素质。所谓文化就是以文化人。产业素质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和国民的整体素质。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国民素质尚没有相应提升。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领域出现的道德问题亟待解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素质也仍然较低。例如,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世界平均值是0.282,中国刚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是0.821,英国0.575,法国0.584,意大利0.626,德国0.399,以色列0.605,日本0.555,新加坡0.669。  

 

从文化入手,就是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成长力。大国崛起的进程必须以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来支撑。3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从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转变成为处于国际体系中央区域的国家,伴随着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也需要匹配相应的文化建设,从而提升中国发展的品质。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

 

要树立文化自信,首先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来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文化自觉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他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个阶段即对自己文化的欣赏、对他人文化的欣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在文化交融之中走向世界大同。它主要包含三层内蕴:一是文化自觉建立在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二是建立在对“真”的批判与发展上;三是对发展趋向的规律把握与持续指引上。简而言之就是寻根、反思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在文化寻根的问题上,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中国文化的特点有个经典的概括:独自创发、自成体系、从未中断、同化力非常强、吸纳外部文化融合而成、后两千年没有进步、文化在四周的放射力大。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文化的根始终是存在的。历史上,以儒学为核心内容,儒、道、释融于一体的价值体系所构筑起来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文化虽然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但文化又不是简单的附属现象,它内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深层制约和影响经济、政治活动。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当然,仅仅寻根是不够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毕竟具有双重性:既可能是促进社会发展,也有可能是抑制甚至是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对文化进行反思。近代以来,主要有两大原因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一是战争,二是经济发展;而且主要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对器物文化的反思,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遭遇中,泱泱大国为什么会失败?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在战争中切身地感受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的情形,促使中国的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技术文化进行反思。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林则徐和魏源。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进步的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他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认为英国之所以胜利,在于英帝国主义“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尤其强调英国的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因此,他认为中国要想御侮图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魏源继承了林则徐师夷制夷的思想,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完成了《海国图志》,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的状况,比较详细地阐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魏源强调指出:“师夷”是为了“制夷”,向西方学习是为了抵御西方的侵略,而要成功地抵御西方的侵略,实现“制夷”的目的,首先必须要“师夷”。在器物文化上用实际行动来反思的是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了各种近代企业,的确是使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遗憾的是,“体”“用”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最终导致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这表明仅仅在器物文化上的反思是不够的。

 

对制度文化上的反思,同样是战争引发的反思。甲午战争的失败,才有了康、梁领导的“公车上书”,这是一个诱因,最终在数年后爆发了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变法历经百日而失败,但也检验了当时中国社会对革新的接受程度。实践证明,即便在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亡之中,中国社会对革新的接受程度也是非常低的。但是清王朝已病入膏肓,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果不其然,清朝最终被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推翻,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制。然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最终被证明“并不适合中国”。

  

关于精神文化的反思不能不提及梁启超。一战后,梁启超遍游欧洲,所见所闻从内心上改变了对西方文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尤其是看到一战导致欧洲的萧条使他感到欧洲并非十全十美,过去认为欧洲一切都是好的,中国一无是处,这根本不对。因此,他主张要有所鉴别地学习西方。梁启超的这种反思无疑是深刻的,甚至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战。当时,中国知识界在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走向问题,这种思考最终也反映到文化上,并在知识界中形成了西洋派、折衷派、复古派三大流派。这场论战虽然是因经济而起,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场论战也没有真正停止。当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的反思仍然存在着,表现的是关于现代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和改革开放的文化反思,这些反思表现为: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怎样搞市场经济,等等。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而得以推进的。这些反思既是在西方文化、西方现代化冲击之下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命运的文化关切,以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阐释。

寻根和反思都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认识和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从寻根和反思中,我们发现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至少可以概括为:

 

一是没有单一的文化存在。凡是发展到今天且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其他文化进行广泛的融合。没有任何文化是所谓的“纯种”文化,就像民族、种族一样,在历史变迁中已经大杂居、大混杂、大融合。这种情况提示着人们不要打任何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旗帜。

 

二是没有封闭的文化。例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是比较早的突破自然屏障而实现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进行交流的人,客观上也带来了文化的交往。古丝绸之路的驼峰把东方神秘的故事带到西方,驼铃又把西方传奇传到东方,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融合。

 

三是文化是可以分享的。正因为文化的可分享性,文化才得以广泛传播。如果文化不能分享,那就意味着文化是不能对话和交流的,更不能进行融合。尤其是那些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可以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分享。

 

【文化自信要跳出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的窠臼】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支撑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东西是文化,摧毁一个民族的根本就是摧毁其文化。龚自珍就说,要灭其国先灭其史。所谓灭其史就是摧毁其文化。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必须要克服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卑的心理。这与之前所说的文化自觉是一致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既有文化自负的一面,也有文化自卑的一面。

 

从文化自负来看,自负的根源在于自唐宋以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农耕文明和经济成就,宋代更是达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据有关统计,宋代的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宋代以后,中国经济走下坡路,到康乾时期又迎来了农耕文明的“晚秋晴日”,加之中国社会的自我封闭,以至于对西方发生的一切都毫无知晓,既不知道西方的文艺复兴,也不知道工业革命。当我们处于“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方兴未艾,正是工业革命使长期落后于东方的西方把东方帝国远远甩到后面。问题是,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还沉睡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正是这种情形造就华夏民族的心理优越感。另一方面,当时《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大中华帝国史》的确是把东方帝国吹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切更加深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负感。正是这种自负感导致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出访大清帝国所遭遇的巨大的文化冲突。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从文化自卑的情形来看,自卑的根源在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泱泱大国败给了一个“小小的英吉利”,真可谓“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在文化的反思中产生了文化自卑感,觉得中国的失败在于中国一切都落后于西方列强,因此要彻底否定中国文化而全面西化。

 

文化自负导致闭目塞听,以至于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从而产生制度性迟钝、制度惰性。文化自卑到一定程度,就会认为“历史文化包袱太沉重”,结果就会走向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树立文化自信,既要克服文化自负感,也要克服文化自卑感,即跳出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的窠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是既不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树立文化自信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

 

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加需要文化作为支撑。没有文化的国家就没有品位,没有可持续的成长力。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资源大国,但文化软实力还非常弱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信,实施文化强国战略,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这里的文明与礼仪比较接近,也就是要恢复中国的“礼仪之邦”,杜绝文化种族主义、文化法西斯主义和文化军国主义。文化种族主义是一种绝对排外的文化思潮,并且还带有自己文化的优越感。文化军国主义和文化法西斯主义则以消灭异己文化为目的,这些都是不健康的文化。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需要建设健康的民族心理来支撑中国的大国成长进程。

 

二是文化产品产量与质量的关系。文化强国战略绝对不是仅仅追求文化产品的产量,而是要追求文化产品的质量,尤其是打造中国的国际文化品牌。中国文化产品质量不高,也缺乏世界公认的文化品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单靠政府推动是不够的,要提高国际市场的接受度,就需要在质量和品牌上下功夫。

 

三是文化供给与文化消费的关系。当前中国的文化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即文化供给与文化消费的矛盾,一方面,文化消费潜力巨大,但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文化产品过剩,但现实的文化消费严重不足,这一矛盾也可以说是无效供给与有效消费之间的矛盾。统计显示,我国文化消费潜在市场规模约为4.7万亿元,而实际文化消费规模仅超过1万亿元,存在着3.7万亿元的文化消费缺口。在人均GDP同等水平下,我国文化消费规模也仅为发达国家的1/3左右。这既说明我国居民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并未得到有效满足,也说明我国文化消费拥有巨大发展空间。

 

四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实现文化自信,需要我们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既要善于吸纳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有勇气抛弃文化糟粕。我们不能仅仅沉睡在历史的荣耀之上,否则传统文化就会成为当今中国的沉重包袱。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秘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内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命力不仅来自于对自身文化的传承,而且也来源于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并使之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中国文化发展至今而不衰,就是因为不断在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融合中,实现自我革新。在此过程中,要避免走极端,不应“言必称希腊”,也不要把西方的一切视为洪水猛兽。

 

总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要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合理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在创新中实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创新而使自己的生命之树常青的。


【思想者小传】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主要从事大国关系和中国发展战略研究;出版个人学术著作《资本的全球治理》《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软实力发展战略》《转型经济新论》等8部,合著10余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等十余项,兼任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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