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会不平等让“美国梦”坠落

编者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衣橱中的秘密”。2008年以来,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明显下降,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比国际金融危机前下降近千美元,贫困线以下人口增加580万人。与此同时,美国富人的财富快速增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接近由高度不平等社会变为极度不平等社会的临界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引起美国普通民众强烈不满,让他们感到所谓的“美国梦”更加遥不可及。美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如此显著且越来越大?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整版刊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英、美三国学者的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美国贫富差距缘何越来越大

 

近年来,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将家庭收入数据按大小排序后,位置在最中间的收入数值,更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近十几年来,美国民众遭受了收入严重下降的窘况,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与普通民众收入下降相伴随的,却是富人收入的快速增加。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剧。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在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出现民粹主义抬头和社会不稳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收入不平等与美国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有关联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以1980年为分水岭,在1980年后急速恶化。这与里根就任总统后美国经济政策向新自由主义转向大有关联。


二战结束后到1980年之前,美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持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元贬值是一个重要途径。但美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和高通胀率,加大了人民生活压力。为了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里根放弃了维持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目标。1980年11月至1985年2月,美元汇率惊人地上升了83%,致使反映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国际收支平衡急剧恶化。到1987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3%。里根卸任后这种趋势仍然延续。


以减少福利开支、降税、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里根经济政策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持久性损害,导致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剧。


国际收支不平衡意味着进口商品大幅度取代了国内生产的商品。这严重打击了美国制造业,并导致“铁锈地带”(指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老工业基地)的出现,大量工厂倒闭,到处是闲置厂房和被遗弃的锈迹斑斑的设备,工人大量失业。


国际收支不平衡逼得美国大量向海外举债。因此,美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金融部门以借入海外储蓄,使之流入美国企业,实现了经济金融化,或者说“华尔街”取代了“商业街”,进而导致在工业部门中从事技术性高薪工作的中等收入群体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少数的金融精英以及大量为金融精英服务的清洁工、三明治小贩、麦当劳打工者等低收入人群。这大大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


为了提高经济活力,里根政府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导致美国税收体系更加注重为高收入者减税,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不平等。


债台高筑大大削弱美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为了缓解民众对于收入下降和不平等加剧的不满,美国鼓励民众大量举债。于是,家庭贷款数额上升,债务大幅增加,家庭负债在GDP中的占比从1981年的47%上升至2007年的98%。巨大的债务积累进一步扩大了金融部门的组织功能,直接诱发了2007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并很快演化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持续下降。美国民众对社会的严重不满情绪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全面爆发。


但是,候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政策并不足以扭转美国过度不平等的局面。因为任何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都无法创造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反而会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增加美国民众的生活压力。特朗普的税改计划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税改提案将为美国的富裕阶层,例如特朗普先生等,带来巨大的好处。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最新税改计划将使得收入分配处于中间的1/5民众税后收入增加1010美元或1.8%;但10%的美国富裕阶层将享受近110万美元的平均税收减免或超过税后收入14%的税收减免。减税有可能使美国的债务依赖型经济踏上不归路。债台高筑大大削弱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新自由主义具有深刻的破坏性


近40年来,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事实表明,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实质是维护富人阶层利益,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它所带来的是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资本绑架民主、富豪统治和金钱政治,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侵蚀了公众利益,撕裂了社会,导致民主制度劣质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坏性。


(作者为英国伦敦市商业与政策署原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杨凡欣、丁一翻译)

 

注:1989—2013年,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从2/3增加到超过3/4,中间40%(51%—9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0%下降到23%,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下降到1%。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翻译:殷 鹏
制图:蔡华伟

 

社会不平等让“美国梦”坠落两篇

 

2016年底的华盛顿,早晨气温很低。白宫附近的宪法大道上,一对中年夫妻盖着报纸,露天睡在地铁通风口上方。不远处,刚开业不久的特朗普国际酒店内饰奢华,外墙星条旗飘扬;另一边的新闻博物馆外,工人正在数十个橱窗内更换着当天报纸的头版封面,对外宣扬这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在朝霞的映衬下,这个超级大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十分刺目。这不是个别现象。在美国每个城市的地铁口、商场门口或人流密集的街道上都能看到类似场景:一个或多个四肢健全的中青年流浪者沮丧地蜷坐着,面前的牌子上写着诸如“我很饿,请给我一美元”的字句,仿佛在向人诉说他们“美国梦”的破灭。


显而易见,美国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平等已经动摇了“美国梦”的实现基础。从个人角度看,“美国梦”的内涵是个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从社会角度看,“美国梦”的基础是机会平等与社会流动性较高,人人皆有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然而,近几十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不平等既包括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包括社会不平等特别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目前,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超过75%,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仅为1%;非洲裔美国人拥有的财富仅为白人的1/12,拉美裔为1/11。如今的美国社会,阶级固化日益严重,社会流动性持续下降,普通人越来越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加剧了不平等局面。过去30多年来,美国经济在其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中完成了结构转型。金融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核心部门,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华尔街精英集中;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吸收就业的能力随之大幅减弱。这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恶化,支撑美国中产阶级的稳定工作机会大量减少。于是,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人口严重萎缩。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40年来首次跌破人口总数的50%。美国社会结构正在从橄榄型转向金字塔型。


实际上,不平等一直系统性地存在于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又反过来加剧经济不平等,并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不平等。


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梦”的重要支柱。如今,这一制度正在被变本加厉的权力游戏和愈演愈烈的党派争斗所腐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驴象之争”甚至可以迫使美国政府“关门”。2016年的美国大选,人们寄希望于“政治素人”特朗普能改变美国的不平等状况。但令人失望的是,他组建的内阁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的亿万富翁内阁”。很难相信这样的内阁能够扭转美国的不平等局面。不平等还导致底层民众的政治疏离感进一步增强。在形式上,美国选举是一人一票,但实际上政治话语权掌握在大金主手中。一方面,普通民众普遍感到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美国政府已经无法确保他们实现“美国梦”所倚重的高社会流动性;另一方面,他们实现阶层流动的上升通道被统治精英所控制,缺乏自我实现的机会。这正在撕裂美国社会,直接导致2009年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令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人丧失了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的动力。尤其是对于底层非洲裔和拉美裔族群而言,贫困不再是短暂现象,他们根本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人们曾一度认为,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只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然而,现在看来,寡头政治下的社会不平等、阶层流动性下降等是比经济危机影响更加深远的社会危机,它们在内部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在外部消耗国家软实力。严重的不平等腐蚀“美国梦”的基石,美式民主脱下了华丽的外衣,日益显露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真实面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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